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元帅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而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和中央另外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期间，他不断向两人重复一句话：“这事不能再拖了！”

邓小平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

秘密会谈

1986年，是继1976年后的又一悲伤之年。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

会后不久，韩先楚上将、刘伯承元帅、叶剑英元帅就在10月里相继病逝。

将星陨落，举国同悲。

而在主持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陈云，以及李先念，都已近耄耋之年，步入了人生的深秋。

数十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一个个悄然告别了这个舞台。

让这几位见证了风云变幻的老将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与追忆。

1986年10月30日的早晨，邓小平与李先念如约来到了陈云的家中，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

三位领导人这样的私下会面是非常少见的，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准备相机，记录这珍贵的时刻。

邓小平和李先念刚一落座，陈云就挥了挥手，示意工作人员先离开办公室。

陈云的贴身警卫赵天元当时也被支了出去，然而他刚踏进值班室，就听到了电话铃声。

陈云

于是他迅速折返回办公室，刚一进去，就听到李先念主席吩咐他拿烟来。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会抽烟，因此赵天元立刻找到了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

张宝忠听了，匆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递给了他。

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大概也习惯了在烟雾缭绕间思虑国家大事。

可当时的他已年逾八旬，医生一直劝他戒烟，为了身体，他不得不加以克制。

就在这天之前不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盛情款待。

长达数小时的宴会，竟未见他点燃一支烟。

女王在后续的信函中，还特意提及此事：“但愿未吸一支烟没有使你太难受！实际上我们都不会介意的。”

可见邓小平有着很强的自制力，而且那时虽然没有戒掉，却也已经在有意地控烟了。

然而在这场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谈后，赵天元重返办公室，却发现桌面的烟灰缸里，共有六枚烟蒂。

似乎无声地诉说着此次谈话的非比寻常。

六支烟，每一支或许都是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深思熟虑；

每一次吞吐，都可能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程。

然而这场谈话的内容，对外界而言一直是个谜，甚至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情。

直到1987年10月19日，陈云才终于透露了与邓小平、李先念这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

当时，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而陈云已决意，在会后卸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为了使众人能理解他的深远考虑，陈云在会议期间开诚布公，说明了情况：“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陈云

植树辟谣

1987年的早春三月，一向深居简出的陈云，轻车简从，悄然南下。

从北京出发，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杭州。

当时外界的传言不断，尤其一些港台媒体，造谣说他健康状况堪忧，甚至是身患重病。

这些纷纷扰扰，陈云自然也是了然于胸的。

因此在这样敏感的时刻，他在公众视野里的每一次亮相，或是长时间不露面，都十分微妙，难免引人遐想。

晨光正好，约莫上午十点的光景，陈云从住所驱车启程，目的地是杭州西郊。

被誉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胜地，那里有等待着他一起植树的干部和群众。

不多时，一行人抵达了“云栖竹径”碑亭侧。

早春的凉意尚存，却丝毫未能减损陈云高涨的热情，他欣然褪去大衣，连帽子也一并摘下了。

彼时的陈云，已有82岁高龄了。

警卫员见状，赶忙凑上去提醒：“天气有些凉，您把帽子戴上吧。”

陈云听了却笑道：“帽子一戴，可就看不清照片里的我了。”

显然，陈云此行除了植树，还有意借此机会“现身说法”，打破外界的传言。

数日后，薄一波踏着春色来到杭州，专程拜访了陈云。

两位老友一见面，便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前几日的植树活动。

薄一波说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种树，劲还挺大哩，真是不减当年啊。”

陈云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台湾的报纸上说我‘半身不遂’，香港的报纸又说我‘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看来，我这个老头子身体还可以，还能种树呢。”

薄一波闻言，顿时明白了陈云的用意，赞许道：“用植树来辟谣，真是高明。谣言这就不攻自破了。”

尽管陈云用一次植树打破了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谣言，但外界的猜测并未因此而平息，甚至有外宾直接向邓小平询问此事。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与坦桑尼亚总统的会晤中，对外界的疑虑进行了一番清晰的解释：

“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坚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顺利地得到实施……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召开党的十三大，届时大家就能看到结果。最近中央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的前进步伐。”

当被问及个人计划时，邓小平坦率地回答：“我已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多。尽管如此，我仍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还会选择半退。我提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我可能不再参与，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继续追问：“您是否还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邓小平回答道：“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目前我担任的职务有两个：一个是军委主席，另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职务就足够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另外，半退的形式，我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交班战略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节点上。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看来，顺利实现新老干部交替，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是衡量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持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稳步迈进的重要前提。

随着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相继离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压在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心头。

传承与发展的火把必须稳稳交接，以确保改革薪火代代相传。

应该说，邓小平是党内提出“交班战略”的第一人。

1973年邓小平再次复出，重返领导岗位，深知解决好交班和接班这件大事的重要性。

他对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精力，思考如何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顺利传承。

他考虑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同志来接班，在老一辈同志还健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

这样可以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平稳过渡，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气候的回暖，那些曾经被迫边缘化的老干部逐步重返岗位。

但岁月不饶人，许多人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已难以支撑长期繁重的工作，接班人的问题因此显得尤为紧迫。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邓小平对“交班”作为一项“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已具雏形。

他指出，当前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挑选和培养年轻一代，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历经一年的深思熟虑，至1979年11月2日的正式报告中，他将“交班”定义为“战略问题”。

面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邓小平更是反复重申：老干部们最首要的职责，就是严谨而细致地挑选接班人。

在诸多责任之中，没有什么比确保权力的顺利交接更为关键。

1980年，邓小平在组织路线上的思考进一步深化。

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当务之急，莫过于挑选合适的接班人。

这一观点，于8月18日的扩大会议上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促使年轻一代走上前台，而老一辈则扮演好顾问和支持者的角色，这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层稳定连续性的重大战略部署。”

可见，此时的邓小平已将“交班”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在实践中不断细化与强化这一理念。

因此可以说，邓小平不仅是党内最早洞悉“交班”战略意义的人物，更是这一理念的首位倡导者和实践者。

新老交替

随着中共十三大召开的脚步日益临近，1987年5月17日，陈云结束了杭州之行，重返北京。

归京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两大要务之中：

一方面，积极参与十三大各项重大决策的制定，为党的未来规划蓝图；

另一方面，则是密集地与中央一线领导展开个别谈话，确保高层人事安排的平稳过渡。

时至七八月份，频繁的会晤与对十三大前后国家重大事务的深思熟虑，让陈云感到体力透支，略显疲惫。

陈云的身体状况，引起了众多老友的关注。

8月7日早晨，李先念特意前来陈云寓所探望。

两人交谈间，李先念开玩笑问道：“你觉得自己还能活多少年？”

陈云一向务实，早就给自己制订了“两年计划”，于是便笑道：“我想，再坚持两年应当不成问题。但是要小心别摔着，饮食上也要注意，尽量在家用餐。”

9月6日，陈云来到邓小平的宅邸，参与了中央决策层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尾声，杨尚昆同志关切地询问陈云的健康状况：“您身体可好？”

陈云语气轻松：“死不了，至少还能活两年。”

杨尚昆听罢，赶忙说道：“我看十年也不在话下。”

一旁的李先念也调侃他道：“你怎么不弄个‘五年规划’试试？”

陈云笑道：“我的‘两年规划’可是个滚动式的，这样更实际一些。”

10月9日，陈云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中，听取了薄一波对即将到来的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所作的详细说明。

在政治舞台上，人事安排总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尤其是涉及到最高领导层的变动。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三位党内的资深领导人，早已就十三大时的人事安排达成了共识。

他们计划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做出表率。

然而，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成员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

大家普遍认为，这三位领导人的经验和智慧，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他们的意见是，三位领导人应该采取"半退"的方式。

也就是仍然保留一定的职务，以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1987年10月25日，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邓小平、陈云与李先念这三位党的元老，主动从中央工作的前沿阵地退居二线，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崛起让出广阔舞台。

尽管如此，三位领导人也并未完全脱离党和国家的工作，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中贡献余热。

大会通过选举，确立了新的领导架构。

其中，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至此，权力平稳过渡，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铺垫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杨明伟《邓小平交班》

杨明伟《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商议“交班”》